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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uxr5516的博客

徐小荣野墨清风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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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徐小荣,笔名野墨,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西省杂文学会理事、南昌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河上女人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渔火江枫》、散文集<岁月留痕>以及诗歌、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。 郑重声明 本博客文章属原创作品,如有转载、刊登须通知本人并支付稿酬,否则视为侵权。欢迎对本人作品哂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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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校纪事  

2012-06-30 14:58:4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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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应母校----南昌十九中之邀匆匆写就的一篇文章。今年我的母校正值70周年华诞,作为十九中的学子,当然得为母校70周年大庆而欢欣鼓舞,遂以此文纪念之。

母校纪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徐小荣

     五月中旬的一个中午,我正和一帮文友在江边的一座酒楼雅聚,母校的一位老师给我打来电话,说今年是南昌十九中学的七十华诞,要搞校庆活动,嘱我写篇有关母校的回忆文章。当时我想也没想,便满口应允下来。母校迄今建校七十周年,培育出的优秀学子,栋梁之材何止千万!在此七十周岁校庆之际,母校能想到我并要我写些文字本该是件无上荣光的事,我实在没法也不愿推托。  

能而当我动笔行文时,这才感到后悔起来,写什么呢?我犹豫而且为难。我离开母校已四十二年,往事早已模糊。说实话,我们六九届学生在母校就读的时间并不长,总共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,然后就匆匆"毕业",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。而且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,还正值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,可谓是学无所学。但是我想,一个人对母校的感情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计算的,尽管我们这届学生在母校没有接受学业和知识的教育,但至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母校给予了我一份思考,一份成熟。为完成母校的嘱托,我又重新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南昌十九中学的那一段时光......    

我小学毕业后,恰逢文革曝发,于是便停课在家,这段时期,我一直住在乡下外婆家。记得小时侯,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回乡下,到外婆家去玩。那儿有水田,有泥鳅,可以在小溪里捉螃蟹,还有冻米糖之类的小吃和夕阳下袅袅升起的炊烟。1968年4月,当母校一纸入学通知发至我家时,我还在外婆家呆着。一个春雨潇潇的黄昏,母亲从省城匆匆赶来乡下告诉我这一消息时,我竟兴奋得一夜未睡,在家闲坐了二年,终于又可以重回校园读书学习了!

 然而现实很快就击毁了我的愿望。1968年的十九中校园,到处回荡着充满革命激情的歌声,特别是以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,一咏三叹,渲染着特殊年代的特殊氛围。那时,十九中和南昌师范学校(现南昌二十八中)共一个校园,全校各个班级都是军队编制,我所在的班被称为三连二排,我的班主任是位很和善的女教师,姓什么巳忘了,名字倒记得很清楚,叫招娣,因为她说她家姐妹多,她父母盼个儿子,给她取名招娣,所以我才记得牢。她那时挺着个大肚子,几乎不管事,其实也没什么事管,那个年代全国的中学虽复课,但还得闹革命,教师不教书、学生无书读并不是稀罕事。我们每天只是怀揣一本红宝书、肩扛一杆红樱枪,除早、中、晚敬颂那位老人家,三呼万岁万万岁后,便是出操练军姿,随时准备对付帝、修、反。休息时也得坐在操场上读毛著谈心得,弄得同学们个个虽豪情冲天,却鬼话连篇。我的一个成天鼻涕流到嘴边的同学因“老三篇”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漏,被学校树为典型,安排到全校各班级现场背诵并讲用,不久便提升为副排长,煞是风光地领导我们二排50多名同学斗私批修,在课堂大闹革命。从此,这位老流鼻涕的副排长口袋里这才多了一块手帕,总算有了一份斯文。但是这位老兄好景不长,一次在背诵“老三篇”时,偏偏肚子作怪,终于忍不住,放出了一串响屁,惊得同学们目噔口呆,立即有位男生跳将出来,大声责问他是不是有意影射毛主席的“老三篇”是放屁?面对革命警觉性极高的同学,他百口难辩,一场背诵会即刻变成了批斗会,他当场被撤消了副排长的领导职务。后来一调查,他的一个舅舅原来是解放前的伪保长。反动家庭必生反动的狗崽子,于是,这位老兄每天在上下学前挂着一块大木牌站在校门口遭人讥笑唾骂。

 那时,我目睹着学校里的种种现象,总感到迷惘和疑惑,常常自问: 我们到底是不是学生?整天读毛主席语录,说得却是满嘴的假话,这究竟有没有意义?现在反思我们在校的那段特殊岁月,不仅我们这些学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,我们的母校又何尝不是在经受一场劫难呢!

 聂罕娜,是母校的一位英语女教师,她身材高挑,眉清目秀,就连批斗她的时候,我还惊叹着她的美丽。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,我们排突然接到通知,去操场参加批斗会。聂罕娜低着头,站在批斗她的师生们中间,身体不住地颤抖。直到现在,我还弄不清楚批斗她的是何"罪名",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同学呼口号。一群神情激昂的人勒令她脱掉皮鞋,并当场被他们由下而上剪开裤褪,还不时地有人冲上前去煽她的耳光。直到中午,批斗会结束后,她还被迫光着双脚孤零零地站炙热的阳光下。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蛮横而又可笑啊!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!就在前不久,我们几个十九中的老同学在酒楼小聚,我谈到聂罕娜老师时,如今已成为母校教师的周静菁也回忆说: 我们连也斗过聂老师,一些无聊的人还要她趴出教室。大家听后唏嘘之余无不忿怒。

 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特殊年代,表面上看来是一段文化贫瘠的岁月,但仍有许多人躲在家里,满胸襟的理想一脑子的深刻,偷偷地在写着、画着、唱着,做着文艺梦。都是形形色色、不同层次、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。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。他们琢磨、创作,试图活出个模样,在茫然中寻找生活意义。这些偷偷的行为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,在地下交汇着、涌动着。所以,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。那时,我就是这种人中的其中一个。在学校里,我不太合群,几乎是与同学不交往,也不关心那些所谓的政治活动,只是整天做着文学梦。也许就是这种歪打正着,我一不留神成为了作家。     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从对文学的爱好到动笔写文章,正是在母校的老师颜生的影响和鼓励下起的步,而且文学创作的信念日趋坚定。当时我们在母校,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学工学农。有一次,记得是全年级的同学去朝阳洲农场下乡劳动,是徒步走去的,一路上,颜生老师给我们讲解毛主席的诗词,我越听越有味,不断向他问这问那,颜老师总是耐心讲解,什么是对杖,平仄.压韵又是怎么回事,诗的意境是什么,从此我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不管是在田间地头劳动中,还是在夜间休息时,我总要找颜生老师给我谈诗讲文学,从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.大江东去》到柳永的《雨霖铃》,从普希金的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到艾吕雅的《你好,早晨》等等,他向我详细辅导,他也就认真记了一大堆。慢慢我就试着写起诗来,自认为得意的诗作,便会交颜生老师点评。那时我心里膨胀开来的是一个极其美妙的作家梦。这在当时只能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,却也是相当重要的东西,是母校给了我自信,给了我勇气。     

离开母校转眼已有四十二年了,往事尽管模糊但都依稀如梦,我对母校的回忆是片断零散的,但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却是真诚永久的。在许多年以后,我有时步行或坐车经过母校的大门时,有一种时光流逝、一切依旧的感觉,当然,一切依旧是不可能的,一切都在发展,都在变化,依旧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校的感情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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